一九九七年某市法院审理了一件民间借贷纠纷案，案情曲折耐人寻味。叙述如下：
      债权人冯某在外地工作，老家的村干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大力兴办乡村企业的形势下，准备上一个企业项目，但由于村里穷缺乏资金，便想到了在外地工作的冯某。于是一日，村支书、村主任、会计一行三人来到另一市的冯某住所，冯某见家乡父母官驾到不敢怠慢，热情招待后，冯某想，老家求我办一件事，一定想办法办好，不加思考，让父母官在家稍等，自己下楼到街上信用社以自己名义贷出八千元快速返回家中，将一沓八千元悉数交给村干部。父母官满心欢喜，连说“俩三月就还”。
     冯某等了第一个仨月过去了，不见家乡父母官音讯。又等了几个“俩三月”过去，接近年关，冯某决定回老家催债。见到村干部后，村干部满口“村里困难，企业办的不理想，再等等”打发冯某走人。又等了一年，冯某又回到老家催债，村干部仍是“再等等”。第三年冬季，冯某再次回老家催债，村干部把村砖厂承包人叫来说：“明年的承包金两万元不要交给村里，直接交给冯某还本付息”。冯某一听有望，便与砖厂承包人多次联系，谁知来年春 ，砖厂承包人非但未给冯某分文，却逃之夭夭。冯某再找村干部，村干部称“帮忙找砖厂承包人要款”。一直拖到一九九四年，这届村干部下台了，冯某仍未要回分文。第二届村支书上任后，冯某再回村主张权利，村支书说“我查一下帐看转来有没有这笔债务，如有我想办法还你，若没有不能还”。结果，村前任账上记载：“收砖厂承包人交承包金两万元，付还冯某借款本息两万元”。冯某催款受到阻却，一年后，第二任村干部下台，第三任村干部上任了，这次村支书是冯某的外甥李某，冯某想这下机会来了，外甥肯定能解决。哪知李某对冯某说：“舅，你这钱我不能解决，人家前两任都没有解决，我更不能解决，否则村里人会说我以权谋私”。冯某一听大怒：“我要到法院告你们”！李某说：“舅，你早不告，晚不告，偏偏我上任你要告？”冯某拿定主意，聘请律师帮忙将老家村委告到法院。
     代理律师深入冯某老家某村多次调查，查实多年来冯某不断回村要款，村干部历任都表示协助解决或查账解决的事实，认为诉讼时效没有超过，且砖厂承包人答应还款而不还，也不是债务转移，砖厂仍是村办企业，村委应承担还款责任，于是与法官反复辨明法律关系后，促成法院判决村委会偿还借冯某款的结果。案件进入执行程序，村干部躲避不到庭，法院执行人员依法拘留了村干部，才引出镇政府领导出面说情，拿钱放了人。
     冯某的讨债案圆满划上了句号，可是冯某老家的村干部说：“以后老冯别想再回老家了，竟敢把村委告到法院，还拘留了村干部，真是薄情寡义！”笔者办理此案，产生诸多思考：
其一：冯某给家乡村干部帮忙借款是对还是错？其二：冯某依法催债是对还是错？
     首先，按照风土人情，在外工作人员谁都愿意为家乡办点好事，况且村干部求到门下，冯某当然拔刀相助，是仁义之举，更无任何过错；其次，冯某多年来多次回村委要账是人之常情，更是行使自己的权利，在催讨无着的情况下，经过十多年的忍耐，不惜自己当被告把借信用社的钱又还上，才决定依法起诉村委这个实在不想起诉的债务人还款，这本是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并无任何过错，可为什么就落得个“难以再回老家办任何事”又“绝情绝义”的名声呢？为村里办事是情，向村里要账是理，提起诉讼讨债是法。那么告村干部是违情（风俗民情），不能再回村办任何事情是民情村法，看来冯某在风俗民情与依法维权之间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，要么放弃债权，与老家人保持友情（简言之好事办到底），要么依法维护合法权益，舍弃风土民情，以后不再回村办事，冯某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，做到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是在情与法的面前选择了法，可谓与时俱进，而老家的村干部却是风俗习惯就是王法，违反风俗习惯就是太岁头上动土，拿走你的钱就别想再回老家。
     依笔者来看，不合时宜的风俗民情应当通过普法教育坚决废弃，广大村民特别是村干部的习惯理念应当与时俱进。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大工程应当从基层建立，全社会成员都能站在依法办事，公平正义公理的高度来对待人和事，那将是我们应当建立的理想社会。看来依法治国的路程还任重道远，需要我们广大法律工作者不懈努力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王胜利
河南艳阳天律师事务所
2010年6月3日